和谐的增长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与机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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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增长 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与机会研究[1] 
  作者:史东明
图书详细信息:
  ISBN:9787302142560
  定价:32元
  印次:1-1
  装帧:平装
  印刷日期:2007-1-19

和谐的增长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与机会研究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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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的和谐增长,是目前理论界和经济界所关心的问题。本书从科学发展观出发,总结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机会,提出了促进经济和谐增长的新思路。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未来的经济和谐增长的结构效应、制度效应、金融效应、科教效应、全球化效应和知识经济效应,提出若干促进经济和谐增长的新思路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等问题的对策,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局部过热等现象,而且对金融改革、体制创新、科教改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和谐的增长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与机会研究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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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新时期本书的“新时期”是指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六大为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无论是要素条件、投资条件,还是需求条件、供给条件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3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 000美元。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按恩格尔系数统计,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然而,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依然十分落后,“三农”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地区经济发展和全国工业化进程。1997—2002年,我国共出现两次较大的通货紧缩,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许多迹象表明,我国出现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根据国际工业化的经验,刚度过经济起飞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还有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道路可走,如果过早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对今后的发展将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对引起我国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予以重视。探寻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关系到未来的发展大计,关系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本书总结了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如下观点:必须从国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积极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既要反对以政治运动干预经济建设、以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以人的主观意志代替经济规律的传统做法,又要反对盲目跟从新自由主义思潮,把市场机制极端化,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追求GDP指标而忽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错误倾向。以上两种极端倾向,都不利于形成持久稳定的经济增长动力。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发现凡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经济都不成功。例如,阿根廷这个被西方国家誉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样板’国家”,由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前10强滑到第80位,成为“第四世界”国家,并于2001年底爆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巴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两极分化加剧,社会治安恶化,暴力犯罪率上升,直接影响到其经济的顺利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激进改革方案,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少数人攫取国有资产而一夜暴富,而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改革前。此外,一个时期由于俄罗斯排斥外资,不重视农业改革和发展小企业,没有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消费品并为工业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经济长期上不去,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即使在长期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因收入分配不公,同样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下降,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发生持续衰退;相反,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并崛起为第二经济强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盲从新自由主义,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注意协调劳资关系,大力促进国内以“3C”为特色的消费(“3C”即汽车、彩电、空调消费);德国、瑞典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实行相对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新加坡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与高效廉洁的政府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很大关系;爱尔兰、芬兰由于重视经济公平、积极改善人力资源条件,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本书分析了经济体制、制度、结构以及增长模式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增长动力系统进行了修正,构建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新时期经济和谐增长动力系统及其机制。新的动力系统强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增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认识到同市场机制驱动一样,公平也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
本书特别就形成新时期强大增长动力的六大源泉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索:①发挥结构效应。新时期不仅需要加快三次产业转移和农村城市化步伐,而且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同积极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没有比增加就业更重要、更艰难的事了。不解决好如此多人口的就业问题,就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也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不能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②发挥制度效应。制度效应的关键在于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人才制度等改革,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时期需要尽快建立起符合国力民意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③发挥金融效应。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但具有动员储蓄、配置社会资源和分散风险的功能,而且负有促进社会经济公平、保护普通百姓免遭金融风险打击和抵抗灾害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金融效率和竞争力,对促进经济和谐增长至关重要。④发挥科教效应。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放大科教效应,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由要素推动、投资推动转向创新推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发展教育,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增加高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并使教育成为促进平等发展的有力手段。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对于科技进步,也要以国家为中心走产业化道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不断扩大创新成果,增加科技投入,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强大的动力。⑤利用全球化效应。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国当前面临的战略选择,我国必须因势利导,积极参与。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认真转变政府职能,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学习创新效应,提高企业产业核心竞争力,才能利用好国际机遇,应对全球化挑战,取得后发优势。同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的前提和重要保障。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我国需要进一步发挥全球化的积极效应,避免其负面效应,加快国际经贸和国际投资步伐,以有力推进经济高速增长。⑥开发知识经济效应。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要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目标,最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发展知识经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才能赢得后发优势。新经济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需要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迎接它,并切实解决好有关实际问题。
经济增长动力的强弱,对经济周期波动会产生一定影响。在分析各时期经济周期成因的基础上,本书提出增强增长动力、减缓经济波动的六项措施,并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施行不同以及外部环境不同,所形成的增长动力会不一样。即使采用同一政策,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例如,改革初期中国实行先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政策,对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激发经济增长动力,起到很大作用。但在目前形势下,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只能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因此,新时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缺陷,认真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以激发新的更强大的增长动力。同时,还要谨防经济过热,避免发生大起大落。特别是2003年,中国经济突然高增长10%,在一些行业和地方出现了过热现象,这一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2004年、2005年中国经济仍在高位增长,2004年增长率高达101%;2005年增长率达到99%,几乎都是以高资源消耗和高能源消耗以及环境的高度污染为代价的。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41%,但所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分别为世界总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参见邹声文等:“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亟须破解哪些难题”,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60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10月。这种情况是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相背离的,不利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相应的社会风险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诱因。”(沈杰,2006)
中国经济的和谐增长动力体系应当成为开放的多元化的系统。本书的研究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的思想,而且吸取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成果,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动力钟”理论、凯恩斯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动力”理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波特的“竞争力与国家繁荣”理论、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理论以及罗伯特逊等人的“对外贸易发动机”理论等,并且结合中国经济实际,形成了新的和谐增长动力观。新的增长动力不能以单一的GDP增长指标来衡量,而应以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综合效果来考察增长动力的实际形成,以及这种增长动力对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新时期我们需要建立绿色GDP综合指标体系并以此来考核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成果。因为只有将环境损失和资源成本等因素考虑进去,经济考核才可能是全面的和可靠的。增长不过是手段,以人为本的发展和追求人类共同的长久的幸福才是根本目的。任何脱离这一目的的手段都不能形成健康、持久、稳定的动力,而且违背人类根本利益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的做法本身是有害的、错误的、不可取的。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经济学家必须关注人类的终极目标。”新时期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形成经济增长动力,然后以这种动力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曾指出:“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共十六大重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中国的GDP在2000年8.9万亿元(1.1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再翻两番作为量化目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按目前年均GDP增长7.18%,到2020年就可实现在2000年经济增长基础上再翻两番,初步完成工业化。因此,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最宝贵的机遇期,为了实现宏伟目标,仍需要加倍努力,保持旺盛的经济增长动力。尽管我们强调不能单纯追求GDP增长指标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以绿色GDP考核指标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永远是极其重要的前提和物质基础。
参考资料
词条标签:
社会